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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木材厂的64年光阴:鼎盛时员工3600人现并入天坛家具厂北晚新视觉

导读:  2015年7月2日 除了本厂职工,似乎没多少人知道北京木材厂已在几年前并入了天坛家具厂,只是工厂门口的牌子还没进行改动

  2015年7月2日 除了本厂职工,似乎没多少人知道北京木材厂已在几年前并入了天坛家具厂,只是工厂门口的牌子还没进行改动。从最初的红红火火,到如今的悄然解体,被老职工们称为“老北木”的北京木材厂,在60多年光阴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留下的只有一群产业工人,以及他们与工厂有关的记忆。

  他们的老家在河北,两家各自所在的村子相隔三五里地。70多年前,不到10岁的罗素芬被端着枪一脚踹开家门的日本兵吓得整夜跟家人缩在被子里不敢动,老实巴交的包福林则当上了八路军。后来,罗素芬一听见枪声就跟着家人在庄稼地里“跑反”,包福林在一场战斗中成为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之一。

  1951年,包福林进入北京木材厂当警卫,整天端着枪穿着制服站在工厂门口。那时的北京木材厂在路两边各有厂区,分别叫做北厂、南厂,两个厂区的大门包福林都守过。

  1953年阴历二月,包福林和罗素芬在河北老家结婚。年底,罗素芬通过招工成了北京木材厂的女工。罗素芬入厂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拿锯条锯木头,由于锯得又快又好,“干完了脚底下锯末也一起收拾好”,罗素芬被留用。

  作为1949之后北京第一批产业工人,夫妻俩的生活一直拮据。光是住的问题,头10年里一直没踏实过。工厂第一次分给两人的宿舍是个“板儿房”,刮风的时候墙板跟着晃动。1962年前后,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一家人搬进了如今这间房子里,“我们小儿子5个月搬来的,现在他53岁了,来的时候这算好房子呐。”如今,房子的墙壁明显开裂了几处,屋顶漏水,天窗也是他们自己开的,“为了见阳光”。

  从打零杂开始,罗素芬一直在北厂工作,“以前北厂有201车间,有家具车间,有活动房车间”,“那时候一进车间,噔楞一拉铃,铃响的时候你得在车间里头,你要是没进去那是迟到,扣分。”包福林后来还当过工厂消防员,最后调到南厂的胶合板车间当工人,“从保护厂子到干活,一辈子在厂子里。”

  包福林和罗素芬先后退休时,从技校毕业的李天和刚被分到北京木材厂。那是1981年,他22岁。

  李天和见证了木材厂最大最红火的时候。“两个厂区,大,东边的料场也大,以前都有火车道的。那时候进大圆木,木板都是实木,最大的时候3600多人呐。”进厂的第一年,他的月工资是33块钱。

  南北厂区各有分工,南厂以生产人造板材为主,主要有胶合板、刨花板之类,面积更大的北厂则主要生产家具和活动板房。那时,小电瓶车频繁穿过如今的大红门西路,在南北两个厂区之间运送板材。北厂区还有一个喷漆车间,工人们带着厚纱布口罩,一次喷漆作业完成,才发现口罩也没真的挡住什么气味儿。

  那段时间,刨花板在业界流行,木材厂跟着潮流建成了刨花板车间,招人进设备,人气很旺。李天和被分到了南厂刨花板车间,先干了几年机木工,后来转作机械维修,“这才跟学的专业对口了”。

  “最火的是1993年,后来很快走下坡。”刨花板行情出现颓势,中密度板渐起,刨花板车间的效益明显下滑。

  李天和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当时听厂子管理层说,要筹办建个合资厂,给中密度板做胶,我就决定去合资那边。”在当时,这是比其他人都胆大的举动——“那时普遍不认可合资,劳务科的人说‘那边可要合资了、你关系什么的都转了可就不算国家工人了’,我说‘就冲着合资去的’。”

  刨花板车间不放人,李天和软磨硬泡加送礼,半个月之后,在合资厂正式成立之前他通过厂内调动进入了新厂。那当时是1999年,这个新厂即就是现在的北京太尔化工有限公司。“那时中密度板车间也正建,需要的胶更多,外方看着做胶是块肥肉才给这儿投资的,相当于是定向给中密度板做胶。”

  此前一年,木材厂北区开始发生变化。1998年开始,由于工厂业务渐渐萎缩,“揽不来活儿,工厂空闲起来,然后就拆,拆完改楼房。”李天和称:“建欣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盖的,但不是一下都拆了集中盖,是随盖随拆,厂里领导都分到楼房,工人住平房。”如今木材厂的中密度板厂,“就是原来北厂的人转到这边来了,原来叫车间,后来改叫厂,渐渐从大厂打散成各个小厂了。”

  包括李天和在内,工人们将北区的变化归结为“改制”。至于原来北厂的工人们,要么下岗,要么转到南厂。

  1999年,木材厂有一批职工下岗,其中便有张国华夫妻俩。下岗时,他们已在木材厂工作了8年。他们的前半生在陕北度过——张国华是到陕北插队的知青,1991年回京后,夫妻二人一同成为北京木材厂的工人。张国华在车队当司机,他妻子刘娟在胶合板车间做工。

  张国华有两个女儿。刚回北京的前三年,一家四口人租房住,两个人月工资加起来不到300元。后来木材厂给他们分配了住房,便是现在紧邻厂区西侧的尖顶平房区的一间。“刚回来时,觉着是国企,在北京市来讲当时还算一个挺大的单位。”“原来效益还行”,张国华回忆称,“原来效益还行。”那时的工资水平让他们一家的生活捉襟见肘。“但根本攒不下来钱,孩子上托儿所要花钱,吃饭要花钱,到处都要用钱。”

  1999年,刘娟所在的胶合板车间如刨花板车间一样,由于市场不再认可而被迫倒闭,刘娟下岗。张国华也因工厂转制而下岗。“双职工,双下岗,只拿到最低生活费。”这样的日子他们过了一年。2001年前后,刘娟被工厂返聘回去,“因为我们双职工下岗”,那时她的工资是每月200多元,。但张国华再也没能回到木材厂。

  2004年,夫妻二人先后退休。退休时,刘娟的每月能拿到871元钱,现在涨到了2000多元。,“我工龄短,涨得少,这已经比刚回来时好太多了。”

  2003年,李天和原先所在的刨花板车间“彻底黄了”。之后,有天津人来购买设备,“工人有跟着设备一起去天津的,大概过了两三年,那边的人学会了手艺,这些人被辞退只好回北京。”至于没有跟设备一起离京打工的人,大部分“就地下岗”。

  在李天和看来,从1998年北厂向住宅区转型开始,到2003年刨花板车间正式撤销,“经过这些年,厂子算是算是解体了”。

  同一年,李天和所在的太尔化工也陷入了窘境。1999年,李天和调入太尔化工时,中密度板的生产车间也在兴建。“后来中密度板那边换了外方老板,人家看着规模大了想自己做胶,打算把我们太尔这儿‘吃了’,归它一个胶厂,我们这边不同意,它就自己成立胶厂,我们就自己上外头找活。”那一年,是李天和记忆中调入化工厂后最艰苦的一年,“每个月才500多吨,以前每月三四千吨,只能去外边推销。”

  “以前还有一个201车间呢。”李天和回忆,201车间“最早生产军工箱,后来转成做木门,以前叫第一车间”,“彻底散摊子应该是去年,工人快退休的就养着你,年轻的就买断了。”

  紧随其后的是“北京木材厂”这个名字的消失。“以前的北郊木材厂现在叫天坛家具厂,现在北木归天坛了,库房都是天坛家具公司租出去的。”厂区靠外的两个库房出租后,李天和经常看见大红门的商户从库房往外拉货,“骑电动车,有时带一两双鞋,有时十几二十双的,还有快递公司的人。”

  现在,原本的南厂区成为了整个工厂的唯一厂区,李天和估计全厂区的人数在四百人左右。早些年,他和老工友们曾听说工厂要拆迁,但也只是“听说”。

  尽管“老北木”已不复存在,李天和还是存有一份对彼时工厂荣誉的骄傲:“咱们质量好,那时候刨花板还是国家银质奖呢,小企业的板儿就是不行。”

  而在一墙之隔的另一排“老北木”职工平房区,厂里第一批产业工人的孙子辈儿跟人们闲聊时偶尔还会提起:“大礼堂,我爷爷带人盖的。”在这里,树的年龄也至少有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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