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称，历经一轮波动周期，(RII)强势反弹，较2017年初回升95.8%。在贸易计价结算、金融计价交易、国际储备等领域，人民币的使用情况止跌回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芳对《报告》进行解读。王芳指出，过去十年，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变化，目前已跻身主要国际货币行列。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王芳表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方面，结算规模和占比企稳上升，结算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显著增加，跨境人民币结算收付基本平衡，实收略大于实付；人民币金融交易方面，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平稳，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际债券和票据存量小幅增加，股票市场开放稳步推进，衍生品市场发展取得突破等。
《报告》提到，资本项下人民币交易成倍增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十年来，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取得了突出进展，资本金融项下人民币使用更加活跃。2018年，人民币国际存贷款规模止跌企稳，人民币境外贷款金额同比增长14.8%，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规模同比下降约1.0%。
王芳称，储备项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是年度亮点。加入特别提款权后，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占比一直稳步提升，2019年第一季度已超过2100亿美元，占比1.95%，是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另外根据SWIFT数据，2019年5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为1.95%，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
《报告》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力体现在：一是中国经济稳健增长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二是市场发展需求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源动力。三是政策搭台与设施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辅助力量。四是国际格局变化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时间窗口。
王芳认为，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深化改革作为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工作重点。以开放促改革，在改革中进一步开放，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总结。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必须协调推进。发展货币市场，是掌握人民币利率定价权并支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货币政策传导顺畅的关键。要放宽市场准入资格，打通子市场之间的屏障，为发挥基准利率作用做好准备；要加强短端利率挂钩衍生产品的开发，为机构提供套期保值和资产负债管理工具，为市场提供用于预测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参数。债券通“等安排提高了债券市场开放度，但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权类债券市场，还要进一步改革。要完善做市商制度，丰富投资者结构，提升市场流动性。要尽快解决境外投资者在不同账户之间的头寸转换问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境外机构投资人民币债券的便利性。本土评级机构要充分整合已有的资源和数据，形成核心竞争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在境内外两个市场提供评级服务，提高评级结果的国际接受度。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有限，开放深度不足。比如，尚未准许非居民在境内发行股票类证券；包括沪伦通在内现有的开放措施都属于”管道式开放，有严格的额度管理，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开放；而且双向跨境融资和资金规模也不平衡。A股纳入明晟指数及其权重上调，虽然标志着股票市场国际化水平提高，但市场成熟度仍然不够理想。当务之急是提高本土证券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完善交易制度，健全监管制度，引导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与资本账户开放、宏观审慎管理等配套改革协调推进，形成立体的多元化人民币资金回流机制。外汇市场要继续坚持渐进式改革，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目标，提高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性和可溯性。在经济发展较为稳健、外部条件较为均衡的情况下择机推动汇率制度改革。当前主要侧重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体制机制配套改革，包括：进一步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提供外汇风险管理工具；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更多交易主体；审慎适时放开实需原则，允许适度投机交易，研究人民币保证金外汇杠杆交易，增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及时有效的外汇市场信息监控体系，为防范开放中的潜在风险、优化金融管理政策等提供依据。
王芳提议，未来要积极研究与更多境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可行性，积极推动与国际标准化战略对接，推动中国金融标准走出去，为高水平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不断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以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高开放中的金融管理能力，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产业优势。
王芳认为，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强化法理基础，管理重心转向事中审查，外汇管理做到“宽准入严监管”，确保监管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增加国家安全兜底条款，完善安全审查机制，建议成立国务院直管的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聘请高级专家对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提出专业咨询；健全听证会、行政复议等事后救济制度。近年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呈现出规模巨大、波幅增大、波动周期缩短等特点。在外部环境趋紧的情况下，跨境资金流动会形成正反馈循环和跨部门风险传染，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扰动，最终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从实证研究结果和各国政策实践来看，宏观审慎政策要比传统的资本管制更适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宏观审慎对预防系统性风险更加有效；通过市场化的调控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政策成本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干扰，从而对构建双支柱框架更加有利。应加强以资产、负债为目标约束的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力度，多种宏观审慎工具搭配使用，实现货币政策体系、资本管制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配合，提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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