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术撷英】康士林 向近代早期的英语读者介绍中国：17世纪卫匡国《鞑靼战纪》的英译研究
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在台湾辅仁大学任教多年，期间曾任辅仁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为台湾西洋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协会发起人及首任会长。康教授长期任教中西文学和比较文学相关课程，以及拉丁语课程。其研究领域包括中西小说，中西文学关系，西方文学中的中国意象，文学与宗教等。1999年在台北出版 The Best and Fairest Land: Images of China in Medieval Europe，并长期翻译文学作品，目前研究重点为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并发表多篇相关文章。
17世纪英国翻译的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作品为急切盼望了解欧洲以外世界的英国读者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最新信息。（注1）。17世纪上半叶，英译本的出版时间落后于拉丁原版。例如，利玛窦与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apud Sinas）拉丁原本1615年出版，但直到1625年才出版了珀切斯（Samuel Purchas）翻译的英文版。同样，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1年在马德里出版）的英文版也在15年之后才出版（1655年）。（注2）然而，从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开始，原版与英文版出版时间差距大大减少。卫匡国作品英文版1655年出版，仅比拉丁文版晚了一年。此后17世纪对耶稣会有关中国作品的翻译都在原版出版后一至两年完成。这一现象说明17世纪下半叶人们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本文将研究卫匡国《鞑靼战纪》的英译过程，同时还将讨论当时英国社会用以呈现和讨论中国的语汇是如何形成的。（注3）我将首先介绍17世纪英国社会的读者、书籍出版和宗教发展概况。17世纪初，英国人口是400万左右，1635年增长到500万。1657年，人口增长到530万，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Smith 166）。1600年时，伦敦人口是20万，而到了17世纪中期，增加到37.5万。17世纪的英国人绝大多数都处在社会底层，生活在农村，生活艰难，常有食不果腹之虞。人口中的80%不识字，但仍有100万人口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其中75%都是男性读者。此时有阅读能力的人口已初具规模，当时的人称其为“阅读时代”（Bennett2）。
英国的印刷与出版行业早在15世纪下半叶即以出现。1600年出版了259本书籍，1640年出版了577部（Bennett 1）。伦敦建立了19家印刷厂，伦敦200家书商多数集中在圣保罗教堂附近。出版书籍中的大多数是宗教或文学书籍，也有不少经典拉丁作品的英译本。最流行的两种翻译题材是“各国历史和异域探险”（Bennett75）。同时，英国人还流行写作有关“新的旅行和发现”的书籍，有些是旅行家自己写的，有些是其他人编著的”（Bennett168）。
1600年，由亨利八世于16世纪中期开创的英格兰教会是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力量。但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也没有被完全消除；清教教派仍在许多英格兰教会的行为上提出异议。詹姆士一世在位期间(1603-1625年)，20名罗马天主教牧师被处决（Smith265），但罗马天主教徒人数和牧师人数继续增加。“护国主”统治期间，天主教徒有了更多自由（Smith344），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耶稣会士撰写的《鞑靼战纪》可以在1654年获准出版。
卫匡国是意大利的耶稣会士，1614年生于特伦托，1661年卒于杭州（Gao 39-42）。他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始于1643年。1651年，他回到欧洲就礼仪之争为耶稣会的立场辩护。1654年，他到达阿姆斯特丹时已经完成了有关明朝败亡的拉丁文作品。该书在他到达安特卫普之后旋即出版。当年就出现了英译本，约3万字。书名为：
对中国的朝代更迭做历史性的描述并非易事，也不比描述中国本身简单。卫匡国承受着读者了解中国最新变化之需求的压力，这就要求他得让自己的作品尽快出版（Mungello 354）。因此他在写作时拥有很大的自由。如果他是描述欧洲的战争，他可能得更多地注意自己的观点和言辞。但写中国时，他不需要担心会冒犯明朝的中国官员，或者清廷的满汉大员，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看见他的书。不过，他还得给自己施加一个要求，即他所描述的中国不会减少欧洲对中国的兴趣，进而影响对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可能正因如此，书中的鞑靼人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
1655年，也就是卫匡国作品英文版出版次年，曾德昭的《大中国志》英文版也付梓印刷(1585-1658)。该书附录了《鞑靼战纪》的修订本。该修订本“增加了很多内容，而且订正了之前版本的许多错误”（“致读者”）。但此附录版本并非本文研究对象，本文将研究的是1654年的英文第一版。但问题是，为什么卫匡国和曾德昭作品的译本会出现在1654和1655年。1655年，克伦威尔成为“护国主”(1653-1658年)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如前所述，在克伦威尔治下，罗马天主教徒获得了更多自由。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对待天主教徒的宽容使得出版商更愿意出版耶稣会士的作品。此外，两部作品均标有“为约翰·克鲁克（John Crook）而印”及“在圣保罗教堂庭院内有船形标记的店中销售”等字样。曾德昭作品的印刷商是泰勒（E. Tyler）。
两部作品由同一书商约翰·克鲁克出版，说明这名书商有足够的关系使其敢于承担出版天主教材料的风险。而且第二部作品装订精良，说明第一部作品出版后一定是有获利的。不过，有意思的是，两部书的书名页都没有指出卫匡国或曾德昭是耶稣会士，而只是简单地说他们都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卫匡国的描述是：“书中所记之事，多为作者亲身所历”；而曾德昭则是：“在中国宫廷和其他著名城市生活了20年”。而且译者的姓名也未出现。然而，曾德昭作品的书名页用以下方式提及了译者，即：“现由一名品德高尚人士译为英文……”此人可能也修订了卫匡国作品的译文。本文不会去证明该译者为谁，而只是想指出，我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曾提到一名早期英国耶稣会士理查德·威利斯（Richard Willes），他生活在16世纪，曾经将一些有关中国的材料由意大利语译成英文。（注5）可能卫匡国译者也是和他相类似的英国人，熟悉耶稣会士，生活在罗马，将意大利语译成英文。
曾德昭和卫匡国作品译本的标题页也清晰地表明翻译的目的是：“满足好奇读者的需要，推进大英帝国之贸易。”这一目的是使用罗马天主教和耶稣会材料的主要理由。
出版商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有关《鞑靼战纪》英语译者的信息，而且在书的开头也没有当时已成惯例的“献词”部分。出版商一定是意识到了出版该书所冒的风险。
至于《鞑靼战纪》本身，卫匡国不用在书中介绍中国本身，因为到17世纪中叶，欧洲有关中国的信息已经较为丰富了。但是对于他笔下的东鞑靼人，也就是满洲人，欧洲还不甚了解，因此他在叙述中着墨颇多。
《鞑靼战纪》的高潮部分，也就是全书的中间部分，是明朝末代皇帝自杀。导致自杀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主要发生在北京和辽东，两地是敌对力量较量之所。以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闻名的卫匡国，在《鞑靼战纪》的书首就提供了一幅地图，以便读者能够了解书中描述事件的发生地点。有意思的是，书中的时间都使用了西方的纪年方式，而非中国传统的皇帝年号纪年法，由此给该书增加了西方味道。《鞑靼战纪》的第二部分是对清军攻陷北京后，明朝在各地战败的情况。卫匡国还描述了针对新来统治者的叛乱以及逃亡到中国南部的明朝皇室成员的悲惨经历。
本文重点是一名17世纪不知姓名的英国译者如何翻译了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的拉丁文作品。同时我们还将通过译者的翻译方式了解他对有关中国信息的态度。以下将比较拉丁文和英文版本的书名页，之后我将对比两书的“致读者”内容。随后，我将研究英文译本20页的内容，从而让读者了解译者是怎样进行翻译的。本文最后一部分，将讨论英译本中呈现的有关中国的英语语汇的发展情况。
拉丁原版的书名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语言正式、信息丰富。而英译本则将重点从鞑靼转向中华帝国，增加了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这种强调中华帝国的方式令人联想到门多萨1588年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志》。唯一的区别就是《大中华帝国志》中的“mighty”一词被替代为“renowned”，因为中华帝国已被鞑靼征服因此不再“强大”。英译本还增加了“过去七年间，”由此将征服的起点置于1648年。英译本还有中华帝国“完全臣服”的字眼，而拉丁原版中写的是“几乎占领了全部领土，”拉丁版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拉丁原版中有一些地图，但书名页没有提及此点。而英文版在书名页就提到中国地图，说明英国读者可能不熟悉中国的地理。提及地图可能也是将其作为一个卖点。
英文版没有明确提到作者是名耶稣会士，考虑到当时英国的宗教状况，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有意思的是“忠实地译为英文”这句话。我们将会看到英译本的确在很多方面是“忠实的”（faithful），但是如果我们将“忠实”（faith）视为一语双关，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译本忠实于英格兰教会而非罗马天主教的“信仰”。
拉丁原版中，卫匡国在第一篇“致读者”中解释他如何在中国返回欧洲的漫长旅程中撰写了该部著作。此篇内容完全被译者删去，可能是因为译者不想读者太过关注原作者的身份。英译本只翻译了第二篇“致读者”，非常简短，只提到卫匡国为何为读者增加了一幅中国地图，同时还介绍了他正在撰写的更长篇的有关中国地理的著作。我推测这一信息是为了提醒英国商人，卫匡国即将出版一部重要的中国地图集。
在翻译中，译者所做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不为欧洲读者所知的国家、城镇之名称”前增加了“难听的和野蛮的”字眼。一开始，我以为“难听的和野蛮的”是译者自己使用的词汇，表示他对中文发音的印象。但我后来想到，卫匡国曾在第一版“致读者”的结论中使用过“asperitatem et barbariem”。但他是遵循文学作者的谦卑传统，称自己的作品“asperitatem et barbariem”。译者借用了这一说法来描述中国城市名称的发音。从这一借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译者确实阅读了没有被翻译的“致读者”，而且也受到那部分内容的影响。
在拉丁原版的第二篇“致读者”中，卫匡国提到，他将要介绍的中国城市和省份列表是基于“中国哲学家的绘制”[ab ipsis tamen SinarumPhilosophis delineate]。译者一定对中国的这些哲学家已有了解，因为他在译文中增加了“知识渊博”一词，变成：“由他们知识渊博的哲学家绘制”。
因此我现在还不会向读者不合时宜地透露那本书（卫匡国在编著的中国地图集）的内容，以免使得该书的精华内容如花朵凋谢；我将在该书完成之后，再满足我们这个好奇时代读者的不易满足的胃口。
译者创造了在满足读者好奇心之前就“花朵凋谢”这个形象。更有趣的是最后那句“我们这个好奇时代不知满足的胃口。”正是这些“不知满足的胃口”创造了翻译的需求。看起来甚至觉得译者想说的是他原本不想翻译该书，是时代的需求使他不得已而为之。
下面，我将讨论《鞑靼战纪》拉丁文本前20多页（17-39）的英译本（1-37）。我举的译例主要来自以下四个部分，即：明朝创始人的崛起（拉丁本20-21;英译本5-6）；万历皇帝（1572-1620）简介（拉丁本23-24;英译本10-12）；鞑靼人递交中国官员的抗议（拉丁本25-26;英译本13-15）；为明朝而战的四川贵妇人介绍（拉丁本33-34;英译本28-29）。我讨论的话题有：译本形式、翻译方法以及英语语境中呈现中国所需的语汇翻译。
17世纪欧洲语言文本通常添加边注以说明段落内容。英译本详细翻译和保留了原本中的边注。
译者必须就如何安排段落做出决定。我将中文译为英文时，会依据文本性质，或者保留原文的段落安排，或者按照英文习惯重新安排。卫匡国作品的英译者常将原文中的长段落截断为短段落。例如，原作起始处的长段落（17-18）就被分为四个短段落（1-3）。还有的例子出现在有关明朝创始人崛起和明朝建立的段落中。拉丁本段落（20-21）被分为四个英文段（5-6）。拉丁文本中有关万历皇帝的段落（23-24）被分为两个英文段落（10-12）。
然而有些时候，原文中的长段落又被完整保留下来。有关女真国王的儿子因为他父王遭到不公正对待而亡向明朝发起攻击的长篇段落（26-29），英文版完全保留了下来（15-20）。其他保留下来的长段落有鞑靼人向中国官员提出抗议（拉丁本25-26;英译本13-15），以及对为明朝而战的四川贵妇人介绍（拉丁本33-34;英译本28-29）。译者对段落的处理说明他知道读者可能没有接受过最高等的教育，而且这也说明译者在处理原文时并不僵化。
译者还需决定如何处理原文中的句子结构。我在翻译时，只有在确保阅读流利时才会保留原文结构。拉丁语圆周句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它通常是一种复杂句式，有很多从句和平行小句，主句出现在句末。
《鞑靼战纪》的译者有时保留了原句结构，有时又将原句切割成短句。然而，也有少数时候，译者将两句或两句以上拉丁语原句合并成一个英文长句。描述四川贵妇人的段落（拉丁本33-34;英译本28-29)，原文中的四句话原样保存于译本。而有关明朝创始者的段落（拉丁本20-21;英译本5-6)，拉丁本中的三个句子被分为四个英文句子。与此类似，鞑靼人向明朝官员抗议段落（拉丁本25-26;英译本13-15），三个拉丁原句被分为五个英文句。但有关万历皇帝的第一段（拉丁本23-24;英译本10-12)，五个拉丁句子被合并为两个英文句。这种对句式结构的处理方式说明英语译者在处理原文时的灵活性。
为理解英译者如何进行翻译，我将以两段文本为例，分别是有关明朝建立段落和介绍万历皇帝段落的首句。
在这段时间内，鞑靼人遗忘了他们昔日的英勇气概和尚武精神，在中国的安逸生活，使他们变得畏缩而柔顺。加之长久和平的浸染，他们的性格变得更加温驯，深深感染了中国本土民众的本性和气质。
在此句中，译者没有遵循拉丁本原文句序，下表中我们分别标注了拉丁和英文版本中的对应句序。
拉丁原文句式整齐，而且不出所料，主句在句末。主句出现以前，我们看到的是解释主句出现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小句3——是第二小句的结果；第二个原因——小句4——的意思被小句5加强。其总体结构是：
从此句翻译中，我们看到译者的翻译方式是相当自由的。而且，通过他对特定词汇或短语的翻译，我们更多地了解到他的翻译方法。拉丁原句的第一个词interea可以被译为一个词meanwhile，但译者选择使用inthis tract of time。此外，还有一些拉丁词语被译为两个英文单词：Sinicis deliciis中的单一名词被译为pleasure and delices。同样，分词fracti被译为quailed and tamed。而fortitudinem Tartaricam被译为theirantient Vigour of Mind and warlike Spirits。译者看起来非常理解这些拉丁词汇涵义，而且试图通过两个或更多的英文词汇将原意完整地传达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Sinicos induerunt mores的译文becameof a sweeter temper。拉丁原文的意思是“接受了汉族风俗，（或者说像当时mores更常见的译文manners）。然而，译者的做法却是加入了他对中国风俗及其影响的理解，即使人的性格变得更加文弱。主句的原意是他们“汉化”了，而译者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提供了解释：“[鞑靼人]深受汉族人性格之影响”。译者在这里看起来是认识到了这个圆周句最后一句的重要性。但是，在英文里，仅用两三个词直译显得语气不足。译者给出的长译文/解释在英文中的强调作用明显，而且也赋予了英译本中最后一句应有的份量。小句nimia debilitate pace被译为“由于长期和平变得软弱”是译者直译的例子。通过对此句翻译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译者如何在译文中强调英译本对读者产生的效果，而非严格遵循拉丁原本。
然而，在他觉得合适时，译者又能够遵循拉丁原句结构。在有关万历皇帝段落的起始句中就是如此。也正是在这个段落中，译者将三个拉丁句子合并成一个英语长句。
因此，由大明皇室缔造的中华帝国，享有的和平与安宁，长达250年。而当七大鞑靼部长，即长官进行内战时，著名的万历皇帝，也即大明皇室的第13任皇帝，正愉快地统治着中华帝国。他1573年至1620年在位，他的统治方式稳健、公正而公平。
下表显示译者是如何贴近原句句式结构的。只是在句末有一点微小差异，即将时间置于他们修饰的动词之后，而非之前。
此译文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拉丁本两次将中国称为imperium，即empire(帝国)。而译者决定选用kingdom（王国）一词。我推测是因为，帝国超过了他想赋予中国的地位。不过，在翻译Imperator [emperor]一词时，译者保留了原意，使用了Emperour。
在拉丁文本中，重点是constanti pace ac quiete [长期和平与安宁]是由于明朝统治者带来的，但在英译本中，强调的是明朝统治者建立了明朝。译者将felicissimus（原意为最幸运的）译为“renowned（著名的）”，他可能是受到自身对中国皇帝印象的影响。通常译者不会省略原文的任何内容，但在这里他却没有译出iura dabat，即gave laws（制定法律）。可能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译者更愿意看到法律是由上帝制定，而非皇帝。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个指导原则似乎是要帮助读者理解书中有关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内容。英文版书名页提到本书有一幅“有助理解内容”的地图。译者将一些长段落截断为英文短段落，这种做法可能也是为了帮助读者。同时，译者还非常尽力将拉丁词汇和短语的原意表达出来，看起来他是想让英语读者能够感受到拉丁原文的味道。如果有英语同源词，译者也会使用，例如，perfide被译为perfidiously，而“humilioribus ac submissi”（25）被译为“humbleand submissive”（13）。不过，在有必要的时候，译者也会用其他英语词汇译出拉丁语的意思，如“Velocitas”（27）被译为“quicknessand nimbleness”（17）。
为了在英语中讨论异国和异国文化，需要一套特别的英语词汇，以便解释这个国家和文化的独特性。17世纪，英语语言发展出了一套语汇，用以向英国读者解释中国。在本小节，我将考察这些语汇，它们包括中国的地名、人名的翻译，以及用以讨论中国政府的英语词汇。地名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China这个词本身。从这个英译本可以看出到1654年，“中国”这个词已经是被广泛接受的词汇。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英语中首次使用China一词是1555年，早于我们讨论译本100年。
同样也是在17世纪，亚洲其他国家的名称也在形成中。牛津词典中提到日本在17世纪上半叶有以下名称：Japan, Iapon, and Jappon。因此毫不奇怪，译者没有用Japan，因为这个词当时还没有成为标准用词。在卫匡国的拉丁原文里，“Iaponibus”（33）一词被译为Japony，牛津词典应该将这个词也收录进去，作为17世纪中叶日本名称之一。
然而，朝鲜在英译本中是“Corea”（23, 30），与现代拼写方式很接近，同时也是拉丁文本中的拼写方式（30）。根据牛津词典，在19世纪，Corea变成了Korea。
对拉丁文本中的鞑靼和中国的地名，英译者通常简单地将拉丁名称转为英文，一般是去掉拉丁词尾。拉丁原本提到鞑靼地区地名时，译者仅仅是将它们转为英文。例如，拉丁语“Samahania, Tanyu, Niuche, Niulhan”（28）在英文版中拼写完全相同（2）。
英译本地图中使用了Pekingand Nanking，这两个词的拼写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但其他城市的罗马化拼写后来都停用了，如：Chingtu (Chengtu, Chengdu), Sigan ( Hsi-an, Xi’an)等等。拉丁语和英译本都用了Macao（拉丁本29;英译本21)，这个词沿用至今。其他城市，如天津，拉丁语和英译词的拼写方式现在都不用了：Thiencin（拉丁本33;英译本27)。
17世纪，中国朝代还没有现代的称呼。宋朝在拉丁本中写作“Sunga”（19），英译本是“Sungas”（4）。拉丁文本使用宾格“Iuenam”（19）指称元朝，英译本中保留了下来，但变成了主格“Iunea”（4）。明朝的中文名称“大明”被音译为宾格“Taimingam”（20）。而英译本使用的是“Taiminges”（7），这个词看上去是指明朝民众的拉丁复数形式。
在拉丁文中第一次提到时，明朝的创始人，朱洪武被简称为Hu（20），基于Hongwu中“wu”的发音。英译者将其译为“Hugh”（5），变成了一个好听的英文名字。后来朱在拉丁和英文本中都被称为“Hunguus”（拉丁本21,英译本7)，中文名被赋予了拉丁形式。
万历皇帝是“Vanlieus”（23），而英译本中变成了“Vanley”（11）。
古典时代的罗马，“prefectus”是政府高级官员的称谓。卫匡国用这个词指称中国的政府高官：Prefectos（宾格复数）（24）。英译本一开始译为“Governors or Prefects”（12），后来又译成了“Commanders”。
“进士”是进入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基本要求，卫匡国遵循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的做法，将之译为“Doctores”（34），英译本也保留了该词（29）。
《鞑靼战纪》的英译本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用以谈论中国的基本语汇。省份和城市名称已有罗马化的音译。但不少罗马化的名称不容易发音，就如英译者在“致读者”中提到的“难听和野蛮”。在拉丁本中，中国人名是音译的，加上了一个拉丁词尾，用“-us”表示男名。拉丁化的名称被英译本保留（直至今日，“Confucius”这个词仍在使用）。中国政府官员的头衔复杂多样，但在拉丁或英文版中被统称为“governor”或“commander”。
《鞑靼战纪》的英译本在17世纪耶稣会士有关中国作品的英语翻译中占有重要地位。珀切斯在《珀切斯的朝圣》（1625）一书中概括和翻译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内容时，作为英国清教徒，他在翻译中批判了耶稣会士和原文作者。但1654年卫匡国作品译本出版时，译文中没有明显的反天主教的情绪。译者仅仅是试图尽量清楚地将原文的意思传达出来。但是，由于当时的宗教局势，译者还是比较谨慎。译者是匿名的，书名页也没有表明译者是耶稣会士。不过，译文中保留了全部有关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工作的介绍。
1689年，在威廉三世（1689-1702年在位）执政之初，议院通过了宽容法案，法案没有给予罗马天主教徒信仰自由，但却昭示着对天主教徒宽容的开始。1698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有关中国的作品英文版出版时，书名页上已经明确表明作者是名耶稣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