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3)开始，就以严厉的法令对赌博进行规范。二战期间，为推广战马养殖，日本一度放开对赌马的限制。战后，国家主持的赌马及各种彩票活动又作为合法赌博被延续下来。日本刑法对赌博罪处罚十分严厉，但公营赌博不在禁止之列。
2010 年10月1 日， 印尼亚齐省的执法人员对被指控赌博的男子实施鞭刑
有人说，中国人生性好赌。社会上一度还流传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
虽不免夸大讽刺，但它生动描述了民间赌博流行状况，反映了民众对好赌这一社会风气的不满。
赌界有种说法：各大洲以亚洲人最好赌，亚洲又以中国人为最。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区往往是赌场的重点营销目标。但好赌的绝不仅仅是中国人。比如日本，就有不少人很好赌，但日本对赌博的惩治，在法律层面是十分严格的。
日本赌博名人不少。二战时期，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赌瘾极大，赌技也很高，连拉斯维加斯赌场都禁止其入内，怕他总赢钱。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相声演员中田治雄因为参与棒球赌博欠下几千万日元的债务，被高利贷逼得跳崖自杀。他的自杀，一度掀起日本全国的抓赌、禁赌运动。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0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民有9.6%的成年男性和1.6%的成年女性好赌成性。而在发达国家，相对应的平均数值仅为1.5%至2.5%。男女平均比例超过5%的国家极少，日本就是其一。
日本从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3)开始，就以严厉的法令对赌博进行规范。二战期间，为推广战马养殖，日本一度放开对赌马的限制。战后，国家主持的赌马及各种彩票活动又作为合法赌博被延续下来。日本刑法对赌博罪处罚十分严厉，但公营赌博不在禁止之列。
上世纪初，日本著名记者波多野乾一将麻将从中国介绍到日本，深受欢迎。日本人喜欢到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麻将店里去打麻将。日本街头随处可见名为“麻雀”的麻将屋，里面的客人主要是左邻右舍，出现小赌怡情之类的事情亦不足为奇。
但日本法律规定，打麻将禁止赌钱，一旦被发现，就要遭到逮捕。所以即使是“小赌”，分钱时也得躲到小酒店，以算酒钱的形式暗地处理。还有很多赌场爱钻法律的空子，如遍布日本的扒金库店。
扒金库是种投币的弹子机游戏，玩家如连连过关，便可获得奖品，并在附近的店铺中兑换现金。这些店铺看似与扒金库店无关，实际由其控制。日本法律对赌博的定义是“向赌客支付现金或有价证券”，而扒金库店的确没有向玩家直接支付现金。
真的想管，只需在立法上稍作修正，扒金库店一类的小赌场就会被全面杜绝。但日本政府却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究其原因，还在于它也是重要的税收来源，且很受民众欢迎，有时候还没开门，赌客们已经排着长队在外等待。
但日本在处理参赌的公务人员时毫不手软。2008年10月3日，日本富山县高冈市环境保护课的40名公务员同时被起诉。原来，他们曾在2007年组织过一场“高尔夫球大赛”，并借此机会对比赛结果进行了投注。
警方称，这些人私设赌场，以每注200日元共投注551注，合计11.02万日元。11万多日元，合人民币不到7000元，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只有100多元，却要送交检察院起诉。在日本被起诉不但会留下记录，还可能丢掉待遇颇丰的公务员饭碗。
泰国是禁赌不禁黄，没有合法赌场。泰国人要赌博，通常只能去周边国家。比如泰缅边境的天堂岛赌场，那是租用缅甸的一块独立领地打造的，有两个赌场大厅和三间贵宾厅，由缅甸军队负责安保。泰国人可从清盛口岸进赌场，无需办理出入境手续。也有泰国人为图方便，冒着被抓的风险，到国内的地下赌场去赌。
韩国的赌业分两种，一种是“外向型”，设在高档酒店内，面向外国人，须凭护照才能进入。1967年3月，为恢复经济、促进旅游、鼓励驻韩美军消费，韩国在仁川的一家旅游饭店开设了本国第一家赌场。此后，陆续开设了十多家赌场，主要客源也由驻韩美军及美国游客转向日本和中国北方赌客。
另一类赌场是专向本国人开放的，如江原乐园。这里原本是煤矿，1995年，韩国将这个废矿区变为经济特区，开设博彩业。其设施不错，但交通不方便，赌客要“乐”一下也不容易。在某种程度上对赌性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2006年，为发展旅游业，新加坡发放了两个赌场牌照，但不称为赌场，改称综合度假胜地，并要求开发者建设大比例的非赌场设施。最终，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金沙集团和马来西亚的云顶集团得到了这两块牌照，所兴建项目耗资都超过50亿美元。
为限制本地人赌博，新加坡出台了系列措施：新加坡公民和居民要进赌场，每次需缴纳100新加坡元的税，或以年费的形式缴纳，每个赌场每年2000新加坡元。政府还通过税率鼓励富豪赌博，限制普通人滥赌。豪赌者的税率为12%，一般赌客为22%。
有些国家只准外国人赌，比如越南，其第一家大型赌场涂山赌场，位于涂山风景区的一个小半岛上，三面临海，风景秀丽，且各种赌博工具齐备。不过，这里只允许外国人进入，进赌场要验护照。
不少国家是严禁赌博的。伊朗在霍梅尼发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将赌博和饮酒、西式发型等一并禁绝。2005年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实施伊斯兰律法后，对赌徒当众执行鞭刑。去年5月29日，一名参加赌博的警察也挨了6下鞭刑，这是首次对警察赌徒执行鞭刑。
中国也一直明令禁止赌博。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在全力清除旧社会遗弊的同时，对赌博实行了全面盘查。已在中国扎根了数千年的赌博顽症一度接近绝迹。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赌风重新抬头，近几年更是愈演愈烈。
2011年，广东海洋大学曾以广东4个地市的城乡居民为对象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发现，18%的人经常参与赌博，56%偶尔参与，没有参与的只占到26%。某种程度上，此数据可视作中国赌博现状的缩影。
2010年夏，记者曾在武汉市某城中村见识过一场骰子赌局。一天晚上，在狭窄的巷子深处，赤膊的庄家搭起棚子，挂起电灯，把台球桌当做赌桌往巷子中间一放，招呼起来。待赌客、看客陆续汇集，庄家一挥手，几个看场子的小弟把守住巷口，赌局正式开始。参赌者每局押的钱不多，通常在10元左右，但一般不到半夜不散场，中间不准进出，上厕所也不行。
某大城市曾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以麻将形式进行赌博的户数，约占全市总户数的15%，包括工人、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年龄跨度也极大，从八旬老翁到十多岁孩童不等。
中国人对麻将痴迷到了什么程度？记者曾到访山东烟台的“麻将一条街”，只见街道两侧摆满了麻将桌，每桌都围着三四个看客，搓麻声、吆喝声不断，场面甚是壮观。记者以要打麻将为由，找到正在酣战的麻将馆老板询问：“还有位置吗？”“要打的话，明天早晨来吧。”“一般几点开始？”“8点就行。不过你得早点来，晚了就没地方了。”原来，桌旁围观的，都是抢不到位的。
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如果只是单纯地种田，一年365天大概只有百余天属于农忙时间。剩余的2/3时间，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打麻将。一到农闲时分，村里的麻将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城市之中，每逢节假日，亲朋好友聚到一起时也总喜欢打麻将消遣一下。手头日渐宽裕的人们还总喜欢玩点儿带彩头的，否则总觉得不带劲、不刺激。
随之而来的，赌资也惊人地增长。上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人的赌资只是几元、几十元或几百元。如今，小赌怡情的现象虽然并未消失，数万元、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赌资却也屡见不鲜。
今年3月13日，青岛市李沧公安分局就成功打掉一重大赌博团伙，当场抓获涉案人员40多名，现场收缴赌博用的麻将牌、牌九等十余副，查缴赌资50余万元。赌资之大，令人咋舌。
赌博者通常有一种心理，就是贪：赢了的想继续赢，输了的想回本。虽说十赌九输，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赌博赢钱的示范效应，确实能引诱人们从小赌到大赌，甚至犯罪。
记者接触过一位重庆小伙儿，好不容易在北京成立了公司，年收入近百万，有200万元的存款和房子、车子，却沉迷于赌博，不但把家当输得精光，还欠了100多万元的赌债。所幸，他没有像其他赌徒那样，走到家庭分崩离析、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
有人甚至会为偿还赌债铤而走险，实施盗窃、抢劫、杀人等犯罪行为。2013年10月，一对“赌场情侣”在江西吉安落网。经民警审讯发现，二人相识于赌场，为偿还十余万元赌债，他们在江西吉安、赣州两地7县抢劫9家金店，涉案价值20余万元。
干部、官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一旦受到赌博风气的影响，参与其中，将在更大层面上对整个社会的生活产生不良影响。
新华社贵州分社曾就此话题发出专门报道，称贵州的领导干部搓麻将常常一搓就是大半夜甚至一整夜，“晚上的休息时间都去搓麻将了，白天哪有精力好好工作、为百姓做事呢？”据某县公安局一份材料显示，该县的一个村里，不仅7名干部人人参赌，村委会的许多工作决定也常常在赌桌上作出。听来荒唐，却是不争的事实。
公务人员赌博往往还引发一系列腐败问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罗益锋曾建议禁赌专门立法，并就此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一些人打着娱乐的幌子，将赌博作为行贿的重要渠道。而这种“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的诱惑，很容易把政府官员拉下水，导致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问题的出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原审判员张忠贤，长期利用上班时间到宾馆开房间赌博，行贿者则投其所好，以打麻将的形式向他行贿40多万元。
还有一些公务人员，可能会通过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腐败渠道筹集赌资或偿还赌债。“特别是出境赌博，会导致大量国有资产向境外流失。”罗益锋说。据了解，每年大约有6000亿资金流向了国外以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马场。
一位业内人士不久前向记者描述自己在老家看到的场景：“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打麻将。到了饭点，一些小孩找到父母想要吃饭，可父母只顾着眼前的小小‘四方阵’，哪顾得上孩子的口粮，更别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指导孩子的学习了。”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必良曾明确提出，赌博本身的娱乐性并没有社会危害，但这种娱乐的反复尝试，孕育着冒险的投机行为，“赌博的娱乐性会像追星族一样形成群体性，少数人的成功，会令更多人孤注一掷，所以必须有所控制。”
怎么控制？原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仲兴在接受采访时强烈呼吁，应在立法上借鉴其他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法律。首先是分解现有的赌博罪，分别设立普通赌博罪、开设赌场罪、聚众赌博罪、常业赌博罪等；其次是增加一些新罪名，如收受赌博投注罪，提供赌资罪，容留、提供赌博场所罪等；最后是提高法定刑，提高犯罪成本。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屈学武则认为，我国刑法对赌博罪的界定，是必须以营利为目的，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初衷来看，打击赌博的重点显然在于“赌头”，也就是聚众赌博的组织者，他们的刑期比一般参与赌博的犯罪量刑要重，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另外，根据司法解释，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进行赌博的，或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到境外赌博的，都应从重处罚。“目前治赌，当务之急不是扩大打击面，而是擒贼先擒王，遏制住这两种人，赌博危害就大大减轻。”
至于“怡情”的小赌，屈学武强调，其虽然可能诱发赌博犯罪，但不能成为扩大刑法适用范围的理由。“比如打麻将，就不能因为民间打麻将有时会有金钱的输赢，就一概以赌博论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以营利为目的而进行的、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场所及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不以赌博论处。”
英告诉记者，中国民间赌博之所以泛滥，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众缺少其他娱乐活动，只能靠打麻将来消遣。“相比较而言，在国外，人们热衷于组织社区公益活动，他们进行这种公益慈善活动的资金甚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
屈学武也表示：“打麻将、玩牌虽然不应该提倡，但若想从根上进行治理，还需要找到消解赌博成风、家家搓麻忙的措施。比如，对于那些参赌的无业游民，政府要为他们提供就业帮助；在那些缺乏其他娱乐设施的社区，政府应多提供健康的娱乐服务；将有吸毒等其他犯罪行为的赌客管好，也有助于减少赌博风气。”
